宣傳科學家精神，是在為時代注入永不熄滅的精神火種。
于敏,著名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元勛，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國氫彈之父”。
來源：央視網
于敏在氫彈研制中，解決了熱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礎問題，開創性地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型基本完整的設想，填補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為氫彈突破作出了重大貢獻。他長期領導并參加核武器的理論研究和設計，解決了大量關鍵性的理論問題，對中國核武器發展做出了顯著成就。從20世紀70年代起，在倡導、推動若干高科技項目尤其是中國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被譽為中國的“氫彈之父”。
于敏先生生平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寧河縣蘆臺鎮（今屬天津市）。青少年時代是抗日戰爭時期，在淪陷區天津度過。日本人的橫行霸道、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他留下深刻印象，致使他在青少年時代就立下了學科學、愛科學，從事科學研究，報效祖國，振興中華的志向。
1944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學工學院。
1946年，轉入理學院學習物理，將自己的專業方向定為理論物理。
1949年，本科以88.46分的總成績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其中三、四年級的近世代數和矩陣行列式論兩門課程，他更是考出過100分的滿分成績。畢業后，他考取研究生，師從張宗燧、胡寧，另在北京大學兼任助教。
1951年，研究生畢業于北京大學，后任職于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核理論研究工作。
1956年，晉升為副研究員。
1960年12月，錢三強首先組織黃祖洽、何祚庥等成立代號為“中子物理研究小組”，開展氫彈的基礎研究。
1961年1月，錢三強和于敏進行了一次談話，希望他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國家要強國富民，要搞原子彈、氫彈，防御外來侵略，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任務，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可能真正地獨立，巍然屹立在世界之林。于敏深知這件事情的重要性。面對這樣重大的題目，他不能有另一種選擇。最終，他接受這項沉重的使命，開始了長達28年隱姓埋名的氫彈理論探索任務。
1965年1月，二機部決定把“中子物理研究小組”多人調入第九研究設計院（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與主戰場匯合，一起突破氫彈，于敏任理論部副主任。
1965年9月底，由于敏帶領理論部13室1個組到上海，利用J501機器，完成加強型原子彈優化設計任務。在上海很快解決了計算方法中存在的問題，改編和研制了大型計算程序，對加強型原子彈做了大量的系統的計算，找到了熱核材料充分燃燒的關鍵所在。
1966年12月28日，完成氫彈原理試驗，掌握了氫彈原理。
1967年2月，理論部完成氫彈的理論設計；4月，在空軍訓練基地進行了彈道特性試驗，達到預期要求；5月，基地和西北核試驗場全部完成了第一顆氫彈裝置的制造、環境試驗和有關熱核試驗前的測試準備工作。隨后，第一顆氫彈裝置就被運往國家試驗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在羅布泊沙漠腹地爆炸成功。
1969年，在氫彈試驗成功后，于敏帶領團隊來到了綿陽深山里，開啟了核武器研究新征程。
1970年底，調至青海“221廠”（核武器研制基地“九院”的對外稱呼，位于青海省東部的金銀灘草原）工作。
1980年，恢復技術職稱后于敏任研究員，并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同年，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核武器理論研究所所長，負責突破第二代核武器原理工作。后成功突破新型初級小型化原理，成功研制出第二代核武器。
1996年，于敏在北京辦公室查閱計算機數據
1985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8年，在于敏指揮下，中子彈試驗獲得圓滿成功。至此，中國核武器設計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20世紀90年代，于敏投身“慣性約束聚變”研究，將其視為未來核武器物理研究的潛在方向。
1999年9月18日，于敏在人民大會堂接受“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勛章，也正是在這一天，于敏等功勛科學家隱藏近30年的身份真正解密，回到公眾視野。
2019年1月16日13時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國之脊梁 愿將一生獻宏謀
于敏1944年進入北京大學工學院機電系就讀，出于對理論物理的熱愛，他于1946年主動申請轉入理學院物理系，將主攻方向鎖定為理論物理。在北大理學院期間，他的學術天賦充分展現：當時北大采取匿名學號制公布成績，每逢期末圖書館外張貼的成績榜上，1234013號始終高居榜首。這一現象成為校園傳奇，師生們漸漸知道這位神秘的1234013號正是于敏。1949年新中國誕生之際，他以88.46分的優異成績摘得北大物理系畢業考核桂冠，成為新中國成立時北大第一屆畢業生。隨后師從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張宗燧攻讀研究生，專攻量子場論。其導師曾驚嘆：“沒見過物理像于敏這么好的。”
1950年5月，新中國創建了首個核科學研究中心——近代物理研究所。不久，正在北京大學撰寫碩士論文的于敏迎來人生轉折。其導師不僅將他力薦給所長錢三強，更以特聘研究員身份入所繼續指導其學位論文。時年25歲的于敏由此開啟核物理研究的征程，面對國內該領域近乎空白的學術基礎與西方技術封鎖的困境，這位青年學者以超常規強度系統梳理國外文獻，通過自主構建理論模型進行開創性研究，展現出非凡的科研毅力。他創造性將原子核理論體系劃分為實驗現象、唯象模型和理論框架三個層次，尤其在平均場獨立粒子理論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于敏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不僅快速縮短了我國在該領域的國際差距，更引發國內外同行專家的矚目。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曾感慨：“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沒有老師，因為國內當時沒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論，他是開創性的。”1957年，日本物理學會會長朝永振一郎（196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率團訪華期間，他與于敏交談時，得知這位年輕人從未踏出國門留學，僅靠自學鉆研就取得如此巨大成果，震驚不已，后來在自己著作中毫不掩飾地盛贊于敏，認為其成就顛覆了西方學界對發展中國家科研能力的固有認知，并稱于敏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
于敏和妻子孫玉芹
1960年歲末，錢三強找于敏談話，希望他能參與氫彈技術的理論探索工作。這就意味著：不僅需要放下既有的學術研究轉向全新領域，更要徹底轉入絕密研究序列。于敏深知這項任務的艱難和責任的重大，但他沒有絲毫猶豫，心中只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國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于是，于敏踏上了一條充滿未知而艱難的氫彈攻關之路。
從此，他的名字和他從事的事業一起成為國家最高機密，直到1988年解密。28年的時間里，于敏隱姓埋名，對國家機密守口如瓶。連他的妻子都說“沒想到老于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在氫彈研制起步階段，中國既無技術積累又遭國際技術壁壘，完全處于拓荒境地。面對這種“零基礎”的困境，于敏團隊如同量子世界的觀測者，每一步都充滿了艱辛和不確定性。首要的挑戰是計算資源的極度匱乏——國內僅有一臺每秒萬次的電子管計算機，且95%的時間分配給原子彈的計算，只剩下5%的時間留給于敏負責的氫彈設計。在這樣的困境下，于敏帶領30多名青年科研人員組成的氫彈預研小組，從基本物理學原理出發，憑借計算尺、黑板、一臺簡易的104型電子管計算機和自強不息的信念，經過4年的不懈努力，不僅解決了大量基礎課題研究問題，而且還探索出設計氫彈的途徑，編制了計算程序，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關模型，為氫彈原理探索奠定了堅實基礎。為了加快氫彈研制速度，1965年9月，于敏帶領一批年輕人前往上海，利用華東計算所J501計算機對加強型原子彈模型進行優化計算。在這場持續百日的科技攻堅中，科研團隊通過數萬次迭代運算，不僅發現了熱核材料充分燃燒的本質和關鍵所在，而且完整勾勒出從原理到結構基本完整的氫彈理論設計方案，填補了中國氫彈理論研究的空白，為氫彈研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沙漠腹地響起一聲驚雷，萬里碧空閃過熾烈耀眼的火光。這聲驚雷標志著中國成為全球第四個掌握氫彈技術的國家，而更令國際社會震驚的是其發展速度——從原子彈到氫彈試爆成功，中國僅用2年8個月的攻關周期，遠超美蘇等核大國耗時六七年的研發進程，創造了世界核武器發展史的奇跡。作為氫彈理論體系總設計師，于敏構建的“于敏構型”不僅奠定了氫彈構型設計的理論基礎，更開創出獨具中國特色的技術路徑，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尖端科技自主研發能力的躍升。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在人才培養方面，于敏非常注重科研團隊的建設和培養，通過傳授知識和經驗，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核武器科研人才。同時，他還積極參與教學和講學活動，為中國核物理領域的人才培養做出了積極貢獻。于敏的研究成果顯著提升了中國的國防實力，增強了國家的戰略威懾能力。同時，他還積極推動國防科技改革和創新，為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了有益借鑒和啟示。
周培源，中國近代力學奠基人和理論物理奠基人之一、我國近代力學的奠基人之一。在廣義相對論引力論和流體力學湍流理論方面有突出貢獻，是湍流模式理論的奠基人。
來源：清華校友總會
中國近代力學奠基人和理論物理奠基人之一，學術成就主要為引力論和湍流理論的研究，曾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自然科學獎，被贊之為“杰出的民間外交家”，代表作品有《理論力學》等。
周培源先生生平
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蘇省宜興縣的一個書香之家。父親周文伯是清朝秀才。母親馮瑛生有一子三女，周培源排行第二。
1919年，考入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前身）中等科。學習期間，發表數學論文《三等分角法二則》，受到當時數學教授鄭之蕃的贊許。
1924年，從清華學校高等科畢業。
1924年秋天，因成績優秀，被清華學校派送去美國芝加哥大學數理系繼續完成大學課程。
1926年春、夏兩季分別獲學士和碩士學位。
1927年，周培源入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繼續攻讀研究生。他先從師貝德曼，后改從數學家埃里克·坦普爾·貝爾（Eric Temple Bell），做相對論方面的研究，并參加數學譜系計劃（Mathematics Genealogy Project），次年獲理學博士學位，畢業論文獲得最高榮譽獎（Summa cum laude）。
1928年秋，他赴德國萊比錫大學，在沃納·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32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教授領導下從事量子力學的研究。
1929年，赴瑞士蘇黎世高等工業學校，在沃爾夫岡·泡利（Wolfgang E.Pauli，1945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教授領導下從事量子力學研究。
1929年回國，被聘為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其時年僅27歲，并先后在西南聯大、北京大學任教授。
1932年，周培源與王蒂澄女士結婚，生有四個女兒。王蒂澄退休前，一直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教書。
1920年的周培源
1936年至1937年，據清華大學休假規定，周培源赴美國，在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院從事理論物理的研究。其間參加了愛因斯坦（Einstein）親自領導的廣義相對論討論班，并從事相對論引力論和宇宙論的研究。
1937年，他假滿回國。不久，抗日戰爭爆發。7月底，平津淪陷。8月，侵華日軍開進了清華園。周培源受校長梅貽琦之托，安排學校南遷，曾先后任長沙臨時大學和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教授。在這期間，他抱著科學家應為反戰服務，以科學拯救祖國危亡的志向，毅然轉向流體力學方面的研究。
1943年至1946年，周培源再次利用休假赴美國。他先在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從事湍流理論研究，隨后參加美國國防委員會戰時科學研究與發展局海軍軍工試驗站從事魚雷空投入水的戰事科學研究。當時，周培源明確提出：不做美國公民；只擔任臨時性職務；可以隨時離去。
1946年7月，離職去歐洲參加牛頓誕生300周年紀念會和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他還參加了在法國召開的第六屆國際應用力學大會，并被這次大會以及會后新成立的國際理論與應用力學聯合會選為理事。同年10月，周培源由歐洲重返美國。
1947年2月，與夫人攜三個女兒全家離開美國返回上海。4月回到北平，繼續在清華大學擔任教授。并相繼擔任清華大學教務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
1986年，周培源（右二）與楊振寧（右一）等交談
1952年，在北京大學領導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力學專業，即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還領導建造了北京大學直徑2.25米的三元低速風洞。相繼任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副校長、校長、黨委副書記。
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并曾任數理化學部的常務委員。
1957至1986年間，任中國力學學會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
1958至1986年間，先后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名譽主席。
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一篇5000多字的闡述基礎理論的教學和研究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的文章，同時還給周恩來總理寫信，提出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三點建議。
1978年3月開始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至1981年5月）。6月27日，中共中央批準，周培源正式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10月7日周培源為團長的中國教育代表團抵達美國西海岸城市舊金山，主要參觀、訪問了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大學。
1993年11月24日周培源在北京逝世。
周培源學習計算機
不忘初心 科學報國
1902年8月28日，周培源出生在江蘇宜興一個開明紳士家庭。而就在一年前，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中國再次陷入了被列強瓜分、帝國主義凌辱的時代亂潮。幼小的周培源，就在那動蕩不安、民不聊生的時局中成長。 10歲開始，周培源隨祖父離開宜興老家，輾轉于南京、上海讀書，16歲時入讀上海圣約翰附中。在摩登都市讀書的周培源常常在公園看到“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心中很不是滋味，而一次相當屈辱的經歷更讓他堅定了振興中華之宏愿。 那天，周培源和同學在外灘草地上散步，竟然被一個外國看守轟了出來，他非常氣憤地問：“我們為什么不能在這上面走走？”那名看守漫不經心而又輕蔑地說：“中國有一天強大了，你們就可以在這上面走了。”這番經歷讓周培源刻骨銘心，在感到憤怒的同時，也意識到只有中國強大了，才能不受外國人的凌辱，自己的人民才能在自己的國土上隨意行走。1919年，志在拯救中國的五四運動爆發，周培源毫不猶豫地加入到游行請愿的隊伍中，貼標語、喊口號，他始終沖在最前列。上海圣約翰附中也因此開除了他。
失去學籍的周培源沒有放棄，他回到宜興鄉下，躲進一座寺廟繼續潛心讀書。一天在瀏覽報紙時，他無意間看到清華學校在江蘇省招考五名插班生的廣告，考試地點定在南京。刻不容緩，他立刻趕赴南京參加考試，正所謂機會只給有準備的人，他一舉成功，得入清華。 多年后談及此事，周培源仍興奮地說：“那則報上的招生廣告只登了一天，而且是非常小的一條消息，居然被我看到。”就這樣，周培源邁向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并與清華結下了不解之緣。 據周培源的兒子撰文回憶，當時的清華學校分中等科、高等科兩部分，每科四年。而由高等科畢業后，要經過嚴格篩選，“品學兼優”者才可被直接送往美國，插班進入美國大學二、三年級，學成后回國。由于學校實行淘汰制，因而每年都要招收插班生。周培源報考時，清華已準備成立大學，所以不收一年級新生，而只收插班生。在清華讀書期間，周培源學習成績優異。他特別鐘愛數理化，崇尚“科學救國”。在他進入清華的第一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得到科學驗證，在全世界引起轟動，報刊、雜志等介紹相對論的文章比比皆是，極大地震動了周培源年輕的心靈。于是他改變學工程學的初衷，決定學習物理。
1973年，周培源（左三）在實驗室指導熱線探針的研制工作
1924年，周培源從清華大學畢業，當獲準“庚款留美”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芝加哥大學物理系。與許許多多“庚子賠款”出國留學的中國學生一樣，他發憤讀書，希望學得一技之長，報效祖國。他也正是憑這樣的信念創造了一個奇跡：用了3年半時間，修完了學士、碩士、博士三個學位。1928年他獲得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理學博士學位，并因其學業與科研成果特別優異而獲得該院最高榮譽獎，與趙忠堯、何增祿二人一起被該院院長、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國際著名物理學家密立根稱之為“加利福尼亞中國三杰”。他的博士論文被當今自然科學史專家許良英評價為“起點高、難度大，說明他當年心志遠大”。
1937年“七七事變”的爆發讓周培源認識到國家的物理水平在軍事力量中的重要地位，他放棄對相對論的研究，轉向研究流體力學，希望能為國家做點實事，但他根本沒有這方面的研究經驗，幾乎是白手起家，困難重重。面對人們的疑惑，他的回答很簡單：“作為一個科學家，大敵當前，必須以科學挽救祖國，所以我選擇流體力學。”之后不久，三女兒的出生讓家庭的負擔更加繁重，在這樣清苦的生活環境和簡陋的科研條件下，周培源依然取得了學術上的諸多成就，主要為物理學基礎理論的兩個重要方面，即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中的引力論和流體力學中的湍流理論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論的基礎，為我國物理方面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3年,周培源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做訪問教授時,美國移民局找到了他,希望他加入美國國籍。一邊是炮火中的祖國,甚至無法安靜看書,一邊是美國寬敞明亮的圖書館、實驗室,科研條件優渥,面對如此鮮明的對比和巨大的誘惑,周培源還是斷然地拒絕了美國的邀請。科學沒有國界,可科學家是有祖國的,更何況他的祖國正處在危難之中。 此后,周培源越發努力,將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湍流理論的研究中。不到兩年時間,1945年,他便在美國的《應用數學》雜志上發表了論文《關于速度關聯和湍流脈動方程的解》,提出了湍流運動的兩種解,再次引起世界轟動,他也因此被國際物理學界公認為是湍流模式理論的奠基人。
20世紀40年代，以馬代步的周培源
于敏先生用畢生心血鑄就的 “國產土專家 1 號” 傳奇，不僅是科技報國的豐碑，更是跨越時代的精神火炬。這份將個人理想熔鑄于家國命運的赤誠，穿透歲月長河，照亮無數科研工作者前行的道路。他以無聲的堅守，讓中國的脊梁挺直于世界，如今先生雖已遠行，但他的精神永遠是激勵我們勇攀科技高峰、實現民族復興的磅礴力量。
周培源院士的一生，是為科學獻身、為教育耕耘、為和平奮斗的一生。他以堅定的信念、超凡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詮釋了科學家的使命擔當。在如今這個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我們更應銘記周培源院士的光輝事跡，傳承他的科學精神、教育理念與家國情懷，在各自的領域奮勇拼搏，為實現科技強國夢、推動人類文明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周培源院士的精神之光永遠閃耀在科學的蒼穹 。
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下，宣傳科學家精神能激發民族創新活力，鼓舞科研工作者勇闖 “無人區”，突破 “卡脖子” 技術，以科技硬實力筑牢國家發展根基，讓科學家精神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引擎。
資料綜合整理自：
1、民族脊梁，共和國勛章獲得者于敏——中國"氫彈之父"
2、于敏：用生命鑄成“國之重器”
3、他的名字曾絕密28年！
4、于敏 | 他被譽為“中國氫彈之父”，沉默人生二十八載，為中國 的強大做出驚天事業。
5、國之脊梁——中國院士的科學人生百年
6、百一十年校慶獻禮·黨史人物一百講｜第四十九講：培得楨干質，葉茂不忘源——周培源
7、留學星火 | 周培源：永不滿足的科學宗師
來源：文化宣傳辦
審核：吳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