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20世紀初期在國內外一系列因素綜合催促下誕生的。百年之后，在回溯這個毛澤東稱為“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時，我們的視野更加寬闊，對這段歷史的背景和細節也有更多更準確的了解。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也悄然發生變化。進入20世紀，中國社會的變遷呈加速之勢。其重要方面是工人階級的長成、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和近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的形成。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這場革命雖以妥協告終，卻開辟了20世紀偉大中國革命的時代，其具有的深刻內涵隨歲月流逝而愈加彰顯。
201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31日上午，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習近平帶領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重溫入黨誓詞。圖/新華
辛亥革命也掀起了中國近代政黨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各種名目的政綱、宣言遍布報刊，各種“主義”開始在社會上流傳。辛亥革命還加快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文化和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的轉變。辛亥革命后10年，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政局動蕩不定。新文化運動便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一年后，這本雜志更名為《新青年》，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啟發新覺悟、造就新青年的宗旨一目了然。
新文化運動能夠蔚成風氣，還得益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實行的教育改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執教北大，培育了北大的一代新風。《新青年》雜志也由上海遷到北京。自此，新文化運動迅猛發展起來。
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迷信盲從，鼓吹個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這場運動的另一項主要內容是“文學革命”，其意義并非僅限于文學方面。如果沒有白話文的流行，外國的新概念、新思想便無法比較準確地譯成中文，介紹給國人并為國人所理解。革新思想與革新文學有機地聯系起來，使得新文化運動成為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啟蒙運動。
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期間。戰爭與革命在歷史上經常互相銜接。大戰后期，首先在俄國發生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接著，歐洲掀起一場大范圍的革命風暴。隨后兩年，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斗爭也高漲起來。
1919年初舉行的巴黎和會引發了全國范圍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先進分子的“猛醒”，中??思想界的一個明顯動向是轉向社會主義。相當一部分人在批判封建主義的同時，也懷疑甚至放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社會主義學說開始成為新思潮的主流。
不過，五四時期傳播的社會主義學說十分龐雜，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新村主義、伯恩施坦主義等各式各樣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思想流派。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比較和試驗，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國的工具。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北京示威游行的學生隊伍。本版圖/FOTOE
李大釗是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并主張向俄國十月革命學習的第一人。1919年秋季他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表明他已完成了從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同時也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
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在新舊思潮交鋒的漩渦中逐漸認識到民眾的力量和組織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也轉變成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那段時間，還有一批海外中國留學生，特別是留日學生開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如李達、李漢俊、楊匏安等，都對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有所貢獻。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寧領導的蘇俄政府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皇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蘇俄的承諾雖未兌現，但當時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
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發展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據統計，當時在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多達200多篇。“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開始成為中國先進分子的心聲。
經過辛亥革命后10年的積淀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在中國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型政黨的條件逐漸形成。
在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過程中，中國南北方各形成了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由李大釗主持在北京大學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兩個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廣東、天津和海外一批先進分子建立聯系。這一時期，相繼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除李大釗、陳獨秀外，還有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吳玉章，以及蔡和森、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高君宇、惲代英、瞿秋白、趙世炎、張聞天、向警予等一批年輕人。
恰在此時，蘇俄和共產國際也通過各種渠道派遣使者來華了解中國革命運動的情況。其中，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直接接觸的第一人是維經斯基。他于1920年四五月間來到中國，先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又前往上海與陳獨秀見面。隨后，維經斯基又接觸了其他一些進步社團，并向陳獨秀提出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組織的建議。
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當時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陳獨秀為書記。該組織成立后即通過寫信聯系、派人指導或具體組織等方式，積極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實際上起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作用。1920年10月，北京也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最初成員只有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三人，以后又陸續發展了一些黨員。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地的先進分子以及旅日、旅法華人中的先進分子，也相繼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了兩項工作。
一項是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1920年9月，上海的共產黨組織將《新青年》改為黨的公開理論刊物，又創辦半公開的刊物《共產黨》，并出版了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譯本。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也采取出版報刊、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利用學校講壇等多種形式，建立并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
1920年，《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在中國首次出版。
另一項是開展工人運動。這時，中國產業工人的數量已達到200萬左右。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出版工人刊物，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義創辦各種勞動補習學校，以通俗的方式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經與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聯系，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在興業路76號）李漢俊之兄李書城的住宅內召開。
中共一大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大會選舉產生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李達、張國燾分管宣傳和組織工作。
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但從這時起，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政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
一年以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黨的二大通過對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分析，揭示出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指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樣，中國共產黨就在全國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中共二大通過的決議案提出把黨建設成為一個革命的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的忠實代表，旗幟鮮明地展示了黨的先進性。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章程，還通過決議案，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自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就具有三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明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中國的先進分子之所以選擇馬列主義，或者說馬列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是由于它提供了中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即：開展階級斗爭以實行社會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建立具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革命政黨。這是當時傳入中國的任何其他思想或理論所不具備的。
第二，黨的綱領以中國現實的政治需要為依托。雖然從形式上看，黨的綱領受到共產國際的很大影響，但其反映的訴求卻完全是中國的。黨的最低綱領即現階段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一最低綱領與中華民族面臨的歷史任務具有高度一致性。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這又與中國傳統的“均貧富”和“大同”思想暗合。
第三，中國共產黨在最初的革命活動中就表現出自己鮮明的階級屬性。共產黨成立之初，黨員人數很少，成分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但是，共產黨卻采取了其他任何政黨都沒有采取過的辦法，即深入中國社會底層，與工農結合，發動工農運動。先進的知識精英主動投身和引導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人民革命，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
上述三個特點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具有長遠影響。主要是：黨的奮斗目標是可以長期堅持的，這一奮斗目標對立志改變中國面貌的先進分子和希望改變自身命運的廣大人民群眾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同時，這一奮斗目標也使中國共產黨有理由相信，自己不僅是工人階級，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利益的代表者。這使得中國共產黨人具有一種強烈的正義感和使命感，不畏艱難、前赴后繼，為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奮斗。